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计划为科技成果转化再建言。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李佳蔚 编辑 何羽茜(01:01)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平有一股温润如玉的学者风范，言语间总是带着平和的笑容，令对面的交谈者不知不觉间放松下来。不过，这位温文尔雅的研究员却连续三年对一件事“咬住不放”，坚持为科技成果转化建言献策。
黄勇平认为，中国学者的科研论文数量、专利申请量在全球都领先，但由于种种原因，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产品还不多，“我们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怎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和创新产品，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2025年全国两会前夕，黄勇平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希望由国家层面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对接科研项目和市场需求，特别是为中试验证等转化关键环节提供更充足的支持。让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获得资本和市场的支持，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国家搭建平台，避免“坑蒙拐骗”
采访黄勇平，他每次提到最多的词语都是“科技创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三年来，他不仅关注基础研究投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研经费使用等问题，还从具体而专业的角度，对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不足、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欠缺提出思考。
随着国内基础研究水平日渐提高，中国大学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数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而基础研究要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就需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一边是不断提升的基础研究能力，一边是企业看不到产品就不会投钱的现实考虑，我们需要填补好基础研究到创新产品之间的鸿沟。”黄勇平说。多年来，作为来自高校的人大代表，他密切关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黄勇平说，现在全国各地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机构和平台其实不少，但资源分散，重复性的、低水平的转化非常多，科研项目和资本市场之间也缺乏信任。有一个颇矛盾的现实，资本市场苦恼投不到好项目，科研项目困于缺少资本支持，最后的结果，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转化价值不显著。
“一个项目可能要谈四五十家企业才可能拿到一个投资，大家都浪费了很多时间。”黄勇平说，这中间也有原因，比如过去出现过“坑蒙拐骗”的事，有科研项目欺骗资本，也有资本欺骗科研项目，导致彼此失去信心。
有时，黄勇平会听到让他感到惋惜的消息。他举例说，一位大学教授手上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在实验室已证明该成果具有创新性且具有潜在商业价值。不过，科研成果要成为创新产品之前，还需要进行中试验证，也就是进行一定规模的试验。企业不愿意出这笔钱，而纵向科研经费不能用在这里，且经费也不够，最终该成果就只能停留在论文或专利的水平。
2024年全国两会上，黄勇平就呼吁关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的缺失，通过补充优秀人才提升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是一类复合性的人才，他们不仅要能理解科研、理解技术，也要理解企业需求，能站在不同角色的角度，讲明白科研成果，把双方串起来。
2025年，黄勇平准备再提建议，希望由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聚拢社会资本和科研成果，让双方在一个可靠、权威的平台上系统地实现需求对接。如果国家层面能搭建一个类似基金委员会的平台，把零散的社会资本聚合起来，就有望使优质的资本快速发现高质量的项目，从而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让科技创新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优化科研成果评价，考虑实际效果
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黄勇平认为还需要优化科研成果的考核评价体系。
在黄勇平看来，目前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往往过于偏重论文和专利数量，而忽视了技术转化和实际应用的价值。要优化这一体系，他认为要调整科研评价标准，增加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机制。
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是评价科技成果质量和价值的一种体系化方法，它需要能够客观、全面地评价科技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和影响力，为科研人员提供科研工作的方向和动力，为科研机构和科研项目的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除了专利数量、论文发表数量等定量指标外，还应该考虑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社会影响等定性指标，全面评价科技成果的质量和价值。”黄勇平说。
在黄勇平看来，除了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以外，其他应用型研究或者应用型成果都需要增大应用效果的考核权重。换句话说，评价一项科研成果，要充分说明它在什么领域、解决了什么问题、实现了什么经济社会贡献。
在评审过程中，黄勇平建议采用专家评审、用户反馈等方法，综合多方面信息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邀请不同领域的同行综合评价科技成果对社会发展贡献进行评价。同时，建立科技成果评价的长效机制，定期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和监测，及时发现和纠正评价过程中的问题。
最后，他还认为要加强科技成果评价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把每位评委的评审理由向外界公布，经受社会的监督。评审委员会汇总意见，提出支持的理由是什么，不支持的理由是什么。由此，确保评价结果的公开透明，提高评价结果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