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落地只差最后一公里时，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
近日，据报道，一份联合文件显示法国、德国、意大利就如何监管人工智能达成协议。三个欧洲重要经济体一致认为，《人工智能法案》不应针对基础模型，欧洲需要“一个促进创新和竞争的监管框架，以便欧洲参与者能在全球人工智能变革中位于前列。”
法德意的发难，似乎让他们站在了欧洲议会立法者的对立面——后者希望严格监管基础模型。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人工智能的法律草案，正处于立法程序的最后阶段。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核心分歧是基础模型的监管方式，各方应该在12月6日的三方谈判上提出解决方案。如果届时无法达成共识，《人工智能法案》落地或面临压力。
反对分级监管模型
法德意发布的文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的本质风险是应用，而不是技术本身，由此“反对基础模型的两层分级方法”。
“两层分级方法”指的是《人工智能法案》中，将人工智能系统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组，规定不同的合规义务。一些义务仅适用于算力更强、更通用的大模型，从而产生了一套两层规则。三个国家在文件中明确要求对基础模型放弃这套规则。
模型卡是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模型卡的内容必须包含模型的功能和缺陷。根据文件示例，具体有模型参数量、预期用途、潜在限制、偏见测试结果，以及红队安全评估结果。
此外，联合文件还呼吁自愿承诺、延迟建立制裁。法德意三国都赞成，AI提供商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自愿承诺，且最初不实施任何制裁措施。文件提到，只有在一定时间后发现违规行为，再建立明确的制裁机制。
《人工智能法案》授权草案于今年6月高票通过欧洲议会，目前已经进入成员国、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的“三方谈判”，原计划年底前通过。
据了解，三方本在10月24日就分级监管模型达成了初步共识，但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在内的至少五个成员国改变立场，提出不应对基础模型施加任何监管；10月30日，法德意三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高级别会议，决定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本月19日，法德意开始分发非正式文件，再次转变监管立场，提出用模型卡来监管基础模型。关于《人工智能法案》的谈判仍在继续。
核心矛盾在基础模型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朱悦分析，联合文件与《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谈判其他各方的实质性矛盾集中于一点——如何监管、由谁监管基础模型。
对于基础模型，《人工智能法案》始终主张风险分级，但与联合文件的风险识别思路有很大不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整体来看，《人工智能法案》强调前置、抽象的风险判定，而联合文件强调后置、实际的风险判定。
落到具体层面，模型卡可能涉及主体更少，合规义务更轻。朱悦认为，早先三方谈判中达成的分级监管，涵盖了数据治理、红蓝对抗等实质性义务。而以透明义务和行为守则为核心的模型卡，更多属于一种弱强制性的自律监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欣补充，模型卡主要针对基础模型的开发者，分级监管则面向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部署者、运行者。不过，“分级监管确实存在一定挑战，比如未来步入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阶段时，可能有分级标准难设定、风险动态变化的挑战。又比如，在现有方案下，可能导致基础模型的开发者承担较多连带义务和责任。”张欣说。
张欣向21记者进一步解释，模型卡类似于基础模型说明书，示例中的安全测试、偏见测试类似出厂前的产品测试。如果按照早先《人工智能法案》规定的分级监管，落在高风险区域的大模型相关主体，还需要履行一系列备案、纠正、标识等合规义务，负担可能远远大于模型卡。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也许是，谁来决定模型卡的严格程度，以及谁来执行。
在朱悦看来，不能简单断言模型卡和分级监管之间有本质差别。如果模型卡配置了详细、深入的可解释性条目，其依然可以称为一种深入的监管。但如果模型卡不是交给专门监管机关或者数据保护机关，而是主要由行业协会或者技术社区来评估和执行，自由度就会相对充裕。
此外，联合文件中的自愿承诺也值得注意。张欣表示，“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求企业自我承诺，那么违背承诺时执法机关会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但联合文件提议推迟制裁，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到底要如何建立强制性、有约束力的自我承诺机制。
受访专家均认同，联合文件旨在为基础模型的开发者松土。
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点是今年10月。就在这个月，巴黎的初创公司Mistral AI发布了自己的大模型Mistral 7B，据称性能超过Meta 的 Llama 2大模型，且算力耗费更少，一举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与此同时，德国的AI领头公司 Aleph Alpha GmbH 也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B轮融资，官网自称“德国自己的OpenAI”。
除了本国冠军企业的大模型发展迅速，政府面临游说压力外，法德意也有布局人工智能的国家性战略。今年6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要推动法国成为欧洲的AI中心，划拨5亿欧元发展人工智能。德国数字事务部长则在近期采访中，将德国定位为“进入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高梯队竞争”，发展野心可见一隅。
《AI法案》或踩下刹车
法德意此时叫板，最令人关心的问题无疑是：《人工智能法案》还能顺利落地吗？
张欣表示，目前难以预料联合文件的实质影响，但它的确为《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共识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朱悦看来，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大。主要依据是各方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同意一定程度上监管基础模型，只是在概念、时限和其他一些关键细节上需要博弈。另外，从谈判过程来看，相关主体的态度在不断软化。根据朱悦的分析，此次发难的策略性性质较强，即为了针对特定的条款争取谈判筹码，并不是关于《人工智能法案》是否应该通过的分歧。
“如果能够达成妥协，《人工智能法案》可能放弃对基础模型的进一步分级，通过细化透明项目、补强审计义务和关联产品责任等方式做实透明义务，放弃其他绝大部分的实质要求。可以说是一种差强人意的方案。”朱悦表示。
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人工智能法案》也存在进一步松绑的可能性。吴沈括向21记者指出，联合文件立场更市场友好，因此各成员国在贯彻执行《人工智能法案》时，可能有本地化松绑的动作。张欣对此的担忧是，模型性能强大，更多未知风险会与大模型涌现能力一同出现。而且在开发热潮下，资本逐利可能带来模型异化的风险。以上种种都要求对基础模型进行更系统的硬法规制。
通过《人工智能法案》的机会之窗正在快速关闭，12月6日将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考虑到欧洲议会将在明年6月换届，今年12月6日的三方谈判可以视作《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谈判的收尾。欧洲媒体透露，越来越多的成员国认为《人工智能法案》监管过度。如果无法尽快找到解决方案，立法将面临风险。
朱悦表示，“《人工智能法案》之前的谈判进程确实太快了，理事会和其他各方内部并没有达到高度一致。之前达成的所有共识，都是一种脆弱而精细的平衡。”而这份脆弱、精细的平衡，接下来随时都有可能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