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年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CEO王小川，依然没有将关注视线从人工智能的话题上移开。
这次他向大会提交的两份提案，分别针对人工智能助力扶贫与防范人工智能合成技术造假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建议。
“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AI技术伦理问题，其实与现在的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在需要完善监管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数据泄露，一个是AI合成技术造假。”王小川说。
除此之外，会议期间，王小川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的人工智能应用，传统医疗与互联网医疗的融合，以及迅速发展的网络直播等提出了建议。
谈疫情防控中的人工智能
未来的个人基础医疗服务可通过AI在家中完成
澎湃新闻：这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助力，比如利用该技术打造的健康码、AI测温、电话机器人等。在你看来，这些技术未来还有哪些可拓展的应用空间？
王小川：这次疫情期间，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使防控工作的效率得到了一定提升，尤其在需要人跟人接触的环境里面，无人设备可以在送餐、送快递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次疫情的防控不仅是医疗机构和医院本身的事情，在人们居家的时候，有大量的信息、咨询或者检测工作需要进行，所以像新冠肺炎的自检机器等程序的应用运转，使人们可以在家里面就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做出很好的判断，同时也能够把健康数据收集起来。
所以这次的疫情防控给我的一个比较大的启发是，在未来，我们在需要进行个人卫生医疗服务时，不一定非要到医院或者社区里去了，居家就能够通过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得到更多的医疗健康服务。
澎湃新闻：这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应用，将会给我国今后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带来哪些变革？
王小川：相对于发达国家，现在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是非常短缺的。我们提出要系统地推进全民家庭医生计划，这就要求每一个全科医生要对2000个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而我们知道，全科医生的培养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可以在基层医疗服务中为家庭医生提供很好的辅助作用，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最重要是，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加良好的医疗服务。
谈互联网医疗与传统医疗
可利用AI学习顶尖医生技术，用于辅助基层医疗
澎湃新闻：历经这场疫情之后，传统的医疗观念与手段是否会发生较大的转变？在线问诊、AI诊断等是否会成为趋势，将发生哪些变化？
王小川：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全球是相对领先的，同时，国家也特别重视每个公民的健康问题。经过这场疫情，我觉得传统医疗会发生两点变化。
首先是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将会更多地面对基层去服务。IBM此前曾推出“沃森”医疗机器人，号称其诊断能力比大医院的医生会诊还要更强，所以，之前的发展趋势是由AI技术来帮助三甲医院或者顶级的医生去工作。这种医生本身的能力就很强，而机器的学习能力相对于顶尖专家来说，并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但这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可以更多地将信息化的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向基层延伸，而不是仅仅用于辅助顶尖的三甲医院或者顶尖的医生。这种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收益，使社区、家庭也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信息化医疗服务。
第二个趋势是，以前我们在进行医疗辅助诊断的时候，通常是必须要在医院，也有法律规定，患者在初诊的时候需要进医院，复诊的时候才能让医生在远程通过信息化进行。
这种模式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发生了一定的突破。比如新冠肺炎的首诊，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这就是一种新的医疗理念，通过信息化使医疗服务前置。
所以我认为的两个趋势，一个是互联网医疗面向更基层的大众，一个是能够前置到正统的医疗开始之前，就能够开始有它的辅助诊断分诊，或者类似疫情的问答、健康的咨询这些工作。
澎湃新闻：你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医疗水平？
王小川：在中国，我们有两个大的优势。一个是我们的互联网是很发达的，第二个是我们顶尖的医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医生所看的病人数量远远大于国外发达国家，所以他们在重病、疑难杂症方面的诊断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数量不足，所以基层医疗相对是不足，这也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另一个区别就是，在发达国家，AI的辅助已经进入到了实用化的阶段，在英国或者美国，信息化背后的辅助诊断已经开始实际帮助到医生，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用AI技术去辅助医生。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顶尖医生可以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人工智能的能力，再来辅助基层的医生，马上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谈加入罗永浩直播间的带货经历
罗永浩的感染力和理想色彩，让产品实现了“破圈”
澎湃新闻：网络直播带货也在这次疫情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直播间中的人，也不再仅仅是网红，不少名人和政府官员也都当起了带货主播。你也入局了，在罗永浩的首场直播中亮相。这次当带货主播，你感受如何？
王小川：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视频直播和电子商务走在其他国家前列，网络直播带货，则是把这两种能力做了一种融合。我个人认为，直播带货不只是当下现象级的一次性事件，而是还将长久改变我们的互联网生活方式。大家会更适应在网上由一个主播去做产品引导或者介绍，然后再连接到后面的购物。这能把商品本身的使用体验，和在购买过程当中的决策与享受，发挥到最大化。所以我认为，这又是一次新的突破，会对互联网的格局带来新的变化。
好多公司的CEO也登场来做直播带货，越来越多的主播也开始从文字、图片转向直播。我个人也加入了罗永浩的直播。通过这次直播带货体验，我发现，非顶尖的、专业的明星，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对自己产品有见解的人，都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进行自我表达。这种方式，对于消费体验和产品连接来说，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也将会成为一个更大潮流。
澎湃新闻：那通过这次的直播，搜狗的产品有实现“破圈”吗？
王小川：罗永浩是比较有理想主义的，尤其对电子产品，蛮有情怀的，他希望打造足够精致、足够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对他个人而言，他自己在实业当中并没有完成这样的理想，而搜狗的产品有足够强的AI能力，也做得很精致，跟他的鉴赏力和传播能力相结合，会使我们产品得到更好的宣传。这次直播之后，也确实有更多的人对搜狗的录音笔产品开始了解，产生了“破圈”的效果，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品牌宣传目的。
澎湃新闻：你如何评价罗永浩的这次转身？
王小川：我觉得，这个转身可以让他的优势得到更好发挥。罗永浩的感染力和理想色彩，对于消费者的引领和鼓舞，是能够在他的带货过程中间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但是对罗永浩自己而言的话，他本身对这种技术的深度理解和创造力还有一些不足。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创造力和研发能力的企业，与罗永浩进行衔接，这样才能将优秀的产品更好地推向市场，将他的最大优势发挥出来。
谈网络直播发展
降低网络直播门槛更有利于互联网平等精神的传播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当前的网络直播行业是否属于野蛮生长？不少人呼吁加强内容监管，对此你怎么看？
王小川：我觉得并非网络直播行业“野蛮生长”，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中国整个的互联网发展，也是从监管不足情况下先行试水，才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很好的使用体验，同时再针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管理。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发展，都是在这个脉络当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直播网络这种模式，可以根据具体的问题来进行逐步的监管，是恰逢其时的。
澎湃新闻：也有观点认为，网络直播的门槛应该提高。
王小川：我个人觉得这个门槛是应该逐步降低的，这更有利于互联网平等精神的传播。随着视频和直播的发展，进入门槛也会更加降低，只要你有想法、有才艺、有见解，那你就能够通过这种平台做你更好的表达。所以我觉得，门槛降低是非常符合互联网精神、也是平民化的做法。
谈AI合成技术监管
个人信息泄露和AI仿真技术造假将是监管方向
澎湃新闻：你在这次的提案中，提到了一度争议甚嚣尘上的AI换脸技术。对于这项技术，你如何看待？到底该如何应用？
王小川：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如今，不管你的相貌还是声音，机器都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在职业场景里，这方面的技术可以产生很多正面作用。比如我们之前推出AI合成主播，可以去取代主持人完成新闻播报，大大降低主持人、灯光师、摄影师等很多人的工作负担，取代重复性的劳动，使人的价值更好地解放。在未来，这种分身技术，可以让机器能够从事更多的行业，做一些简单的重复性工作，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但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走偏了的方向，利用合成技术把一个人换成另一个人，甚至做出一些侵犯名誉权的事情，产生了诈骗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呼吁，能够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合成、仿真领域的监管。很欣喜的是，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民法典草案中提到了相应的内容。
澎湃新闻：除了AI合成技术的两面性需要被注意之外，还有哪些AI技术需要进一步监管？
王小川：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AI技术伦理问题，其实与现在的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我们需要完善监管的，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防止数据的泄露，因为随着用户开始得到更好的服务体验，机器的个人画像、大数据的捕捉、信息采集等，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这其实比较难画清具体的边界，就像在医疗领域，你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如实地告诉医生，医生才能给你更好的诊断。因此，如何进行隐私防范，防止数据的泄露，会是很重要的一个监管领域。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AI仿真技术来进行欺诈。
澎湃新闻：实际上我国发展AI技术已经有一些年头，但是我们留意到，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行业标准。这是为什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小川：如今人工智能几乎在各行各业中都能使用，但是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来界定到底什么才是人工智能。你可以认为，一个电饭锅的自动跳闸也算浅层的人工智能，AlphaGo下围棋也是一种人工智能。所以说，人工智能应用的范畴和深度，目前来看，本身就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在不同领域中，它有时候承担的是识别能力，有时是数据分析或决策，有时是做这种合成，应用领域非常广。所以我们认为，只能在不同场景和应用领域中发现具体问题来界定它的风险的时候，才能制定具体的行业标准，很难对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统一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