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象网讯 （计育青/文）4月16日，在2019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崑，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ICT战略与Marketing总裁汪涛，就中外媒体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一回答，飞象网也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出来精彩的现场实录。
记者：目前华为5G上已经取得40个商业合同，但在刚刚发布的华为年报中，运营商业务收入是有所下降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各位对2019年华为运营商业务的展望？
胡厚崑：对于2019年运营商业务的总判断是，运营商市场投资会面临一个新的驱动因素，就是5G网络部署。正如我刚才在大会上分享的，5G发展速度目前超过了我们预期。
在过去3年，整个产业，尤其是运营商对5G看法发生了几次有意思的变化。3年前，跟很多运营商谈5G时，他们对5G如何部署，5G究竟怎样产生商业价值，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模糊的愿景，5G会带来很多行业应用空间。在2年时间里，跟运营商谈5G，看到很有意思变化，就是运营商突然显得很迷茫，因为大家都在讲business case,究竟什么是5G的business case。过去大家谈了很多5G的憧憬，用5G来支持无人驾驶，支持智能制造，但是一直找不到business case，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5G迷茫期。
但从去年下半年后，我们明显看到行业对于5G认识变得更清晰，更现实。大家发现，其实不需要现在就挖空心思想5G在行业应用上到底有什么CASE，即便是标准R15所提出的eMMB的特性,就已经可以帮助网络服务提供商建立起很有吸引的business case，包括对个人用户服务，也包括面向行业应用，比如用5G来改变媒体行业，已经是很现实的应用。
从商业价值角度看，5G获得一个强烈支撑，大家认为5G从商业价值来讲是可行的。从产业成熟度，从供应侧来看，从芯片、网络、终端成熟度上，5G都达到了一个相当水平。
尤其到今年下半年，各种发布的5G手机正式上市后，会让整个产业对5G在当前带来的商业价值有更大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对于5G投资，不再是盲目的，追逐热点的投资，而是围绕商业价值展开的投资，这是非常可靠的投资。对于行业来讲，5G是新一个新的投资驱动因素。对于华为运营商业务来说，5G也会进一步驱动运营商业务的增长，我们预计今年运营商业务能够获得两位数增长。
记者：对于华为发展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是有可能出现的政治驱动下的制裁风险，还是网络安全方面的风险？
胡厚崑：从企业运营角度来看，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在企业内部和外部识别不同的风险。我们对风险管理时，不会只聚焦在某一个方面，会系统的管理。
虽然华为只有30年历史，但我们与运营商一起，就像在冲浪一样，随时都会面临大大小小的起伏，但我们需要看到一个长远方向。
其实说到挑战，比如今天我们谈到下一阶段在研究创新上的一个长期战略，这是我们应对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举动。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未来巨大的智能社会发展机会，建立更强大创新领导力。我们希望把我们创新能力从产品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到理论创新。
如果谈到企业外部挑战，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贸易关系变化，毫无疑问也是我们要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不认为网络安全是政治性的挑战，网络安全应该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的立场一直是我们需要有个更系统的，能够被接受的框架来认识网络安全的风险，需要通过合作来管理网络安全的风险。在华为，我们一方面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准备好积极参与全球性网络安全合作，推进进程。
只有网络安全技术归技术，政治归政治，回到技术本身来讨论和管理，网络安全其实即是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但是如果网络安全被政治化利用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挑战。我认为挑战不仅仅是对华为一家，而是对整个技术产业，甚至更大范围对全球贸易关系的挑战。当你对它政治化的时候，就不会基于事实去讨论，而是基于感觉去讨论，这样做法势必会让未来整个技术发展产生碎片化风险。大家都知道，碎片对于技术发展非常不应该，它会减缓技术创新速度，提高技术创新成本，最终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记者：印度政府并没有邀请华为参加5G试验，你们是否有和印度政府进行对话，讨论相关5G部署问题？华为是否从印度私营运营商中拿到5G相关部署合同，或者进行对话？
汪涛：印度是政府组织的5G试验。印度政府去年也邀请华为参与了相关测试，我们也与印度所有主流运营商进行5G试验和规划、研究，我们对印度5G市场未来发展的参与度很深。
华为很重视印度市场，在过去十多年华为是印度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印度市场和亚洲国家很多类似市场，人口密集，频谱稀缺，华为在过去十多年时间开发了一系列创新解决方案，来解决如何提升频谱效率，做好网络建设，我们相信华为在5G市场也会继续做出贡献。
胡厚崑：印度市场一直是华为重视的市场，印度是人口大国，人口结构年轻，对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市场。谈到5G，作为技术提供者，我们希望印度市场在面临5G机会时能够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我们期望印度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变化:
一是频谱供应。印度在4G时代，运营商频谱资源获得不够，而且分布是碎片化的。在5G时代如果印度频谱供应不能做出巨大改变，依然延续4G时代的做法，我们很担心在5G时代能发展的很好。
二是，印度市场要改变运营商商业模式希望能够变得更健康，现在运营商竞争陷于过于恶性化的竞争。我个人判断5G部署后，相当一段时间，场景还是在eMMB，如果在4G时代运营商都在苦苦挣扎，很难盈利，在5G时代我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盈利模式。
记者：之前华为多次澄清说没有意愿成为独立芯片供应商，但最近任正非公开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愿意苹果提供5G芯片持开放态度？这是不是说华为战略调整的改变？如果是，为什么华为选择现在这样一个时机？
胡厚崑：我们的芯片战略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跟过去一样，我们在芯片既要坚持自主可控，又要走开放合作的道路。我们现在业务结构，对于我们的管理能力很有挑战，我们没有意愿要在这个时候把芯片变成独立业务，没有这个打算。现在跟苹果也没有具体的讨论。
但是我们认为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对移动产业发展是做出巨大贡献的，如果没有苹果努力，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会这么早到来。5G正处于一个令人激动，万箭齐发的时代，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认为像苹果这样优秀的公司是不应该缺席的。从整个产业发展角度，我们认为一个优秀公司参与到竞争中，会让其他参与者都变得更优秀，从这个角度，我们非常愿意苹果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记者：您刚才提到今年对于运营商业务预计将有两位数增长，但我们看到目前有些国家表示不会采用华为5G设备，因此我想了解华为运营商业务增长将主要来自哪里？华为在4G时代定义是用最好的产品，最合理的价格。在5G时代，华为已经是龙头企业了，那么在5G时代，你们对产品和价格定位有什么改变？
汪涛：5G发展在不同国家部署节奏不同，有些国家是规模部署，有些国家还处于试验前期阶段。在移动通信产业上，过去30年，产业节奏非常明显，每十年一代技术，现在进入到第四个十年。在每一代技术部署中，有些国家处于第一波，有些处于第二波，有些处于第三波。但是移动通信发展是连续的，虽然有些国家处于5G试验阶段，但5G部署预期会带来4G扩容，比如5G技术没有话音能力，需要回落4G，因此4G要完善覆盖。因此很多国家虽然今年还不会部署5G，但会在4G网络扩大投资建设。另外5G由于带宽是4G的10-100倍，对回传网络带来更高要求，因此运营商会提前建设回传和传输网络，这也是华为的优势。
回到2019年，华为运营商业务在中国、欧洲、中东、非洲、拉美等，都看到运营商无论是在5G建设还是4G扩容，还是传输网建设，都相比2018年有明显增长趋势。
我们在某些国家不能参与到5G建设，这还不是十分准确。第一美国市场我们主动放弃，澳大利亚市场4G扩容还在继续，其他国家华为都在参与，在地域上虽然面临压力，但我们相信政府和运营商都有明智的选择，因此2019I年在地域上华为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关于华为在5G产品上的价格策略，华为参与市场竞争，都是以最创新产品帮助客户实现商业成功作为基本逻辑，我们认为一代新技术引入，就是帮助客户和用户改进体验，大幅提升性价比。大家知道4G，相对于3G，驱动移动流量的性价比提升了10倍，我们的目标在5G时代，相对于4G时代的性价比有10倍的提升。要实现10倍以上的提升，需要政府提供更多频谱，在政策获取、法律法规给予合理、更多的支持，希望整个产业界共同努力，使得5G网络相对于4G有十倍或更高的性价比提升。
记者：今天华为宣布迈向基于愿景驱动的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2.0时代，并宣布成立战略研究院，但是基础研发周期长，投入量大，华为投入资金上有何计划？在基础研究方面，华为是以自己研究院为主，还是跟大学等合作，成果如何分享？第三，您提到包容合作，但麻省理工学院终止了很多与企业等合作，您怎么看待？
徐文伟：我们当前理论创新和基于基础技术的突破遇到了瓶颈，所以未来行业产生健康发展，包括华为未来发展，必须加大未来在理论研究创新和基础技术发展上。
因为未来研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大学一定是不确定性走到最领先的位置，我们肯定是首先和大学合作。每年与大学合作经费超过3亿美金，投入在几个方面；一是资助科学家对未来探索，尤其是基础理论的探索。对于现在来说，科学界存在问题，为了在著名杂志发表文章，也是有一定存在短期行为，很难再有以前“板凳要做十年冷”的坚持。我们希望资助，能真正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着眼于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行为。同时支持他们招聘研究生、博士生着眼长远研究。
第二，我们会和大学合作，建立联合创新中心和实验室，从事基础技术发明。
第三，和大学合作，是双方共赢愿望。可以看一下，整个创新周期，大学产生理论突破，包括关键和技术技术发明，企业也参与了这些发明，这些发明通过行业商业、产业化，通过运营商、行业客户，最终为消费者服务。之后，企业获得商业利益，再投入到大学中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形成正循环。就像很多和华为合作的教授所说，工业界对它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工业界对行业挑战，未来挑战和趋势和他们分享。
另外，大学里教授产生的IPR，必须通过企业界，工业界产品化，最终被社会，对人类产生价值，否则专利只是一张纸，没有任何价值。虽然企业和产业界，和大学的合作是开放的合作，但开放的合作包括包容性成长，最终合作成果为全人类和产业，为企业服务。我希望技术归技术。
